《每一次，善都会赢》，这是自称“一家全球性本地报纸”的《柏林时报》纪念柏林墙倒塌25周年特刊中的一个报道标题。

十多年里，我采访和交谈过的世界各地的德国人，回忆起柏林墙倒塌时自己的想法，也近乎如此，“不可思议的幸福”是他们最常用来形容当时感受的词汇。20世纪最辉煌的故事的确是这么被定义的：以奴役、极权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结束了冷战，以自由、民主和充分竞争为特征的西方阵营铺平了世界共同富裕和平的道路。在秘密警察斯塔西总部堆积成山的普通公民跟踪报告，让东部阵营公民胆寒的公权力之肆意迫害和屠杀，灾难性的计划经济，它们的崩塌是必然的，这崩塌是乘滑翔机、自制潜水艇和热气球飞越柏林墙的东德人和他们的亲朋带着全部热望拥抱的结果。

25年之后回顾柏林墙倒塌的那个时刻，它依然令人动容。被无数次讲述也无法穷尽的悲欢离合的故事，丝毫也没有减弱它们的力量。其中也不乏黑色幽默，一个德国外交官曾给我讲过，她所在的部门里有三个来自前东德的同事，都是当年偷渡到西柏林的，其中一个是趁天黑冒着挨子弹的危险游泳过界河。也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最后一位游过来还不到一个礼拜，柏林墙就倒塌了。而《再见，列宁》喜剧片里那个不愿与过去告别、需要被蒙骗于真实世界之外的东德妈妈，也会得到宽宏大量的同情。

但是如果回顾仅止于此，回顾者就会陷入某种虚幻的满足之中，就会忘记过去永不凝固，历史和我们的记忆一样，总是被偶然性和今日的需求改写，以至于亲历者也不得不一再改变讲述方式，以便获得后来者某种程度的理解。所以在东德长大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会给下一代年轻人推荐《窃听风暴》这部电影，但其实电影所描写的环境虽提供了某种程度的真实，故事的主线却是一个完全虚构的温馨故事，那样抚慰人心的叛变从来没有发生过，一个也没有。

事件越是久远，解释越是多样，谎言也更容易被相信，无论是侵略、大饥荒还是大屠杀都可以被轻易否认。历史就像一个大超市，每个人从里面选择他所需要的东西来证明自己的成见。而这一切，推倒柏林墙的一代人——尽管他们漂亮地完成了他们那一代的使命——是无法充分预见和理解的。正如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所说的那样：“怀揣太多自负和太少的反思，我们将20世纪留在身后，大胆地跨步进入21世纪，它的襁褓就是自我实现的不完全真理……”

事实上，过去25年里发生的很多事情，已经撼动了这了不起的胜利曾给人们带来的希望。朱特在《重估》一书的序言中说：“回顾那将-91年共产主义倒塌从美国对伊拉克灾难性的占领分隔开来的半代人时光，犹如被蝗虫吃掉了一样：15年浪费的机会和大西洋两岸的政治无能。”这位曾经的左翼、后来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者没有回避共产主义阵营的罪行，但却对冷战结束带来的过度市场迷信及对政府公共职能的过度缩减感到痛心，认为这是冷战结束的一个不幸的附带结果，而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则是另一个他为之愤慨的灾难。法国的托马斯?皮凯提教授在年被翻译成英文的《21世纪资本论》中，则因为分析了欧洲和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和财富集中加剧的趋势而风靡全球，因为它击中了资本时代的软肋。

这些，以及全球环境随着全球市场的扩张被加速破坏，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元危机，IS这样的新型恐怖主义组织得以从西方社会的年轻人中获得支持，都在提醒我们：柏林墙倒塌的遗产可能被挥霍得差不多了，自由市场不再是善的全权代言，而市场的自由也在受到大资本的侵蚀，民主（因为它在传播过程中自带的多种基因形态和开放性）也需要应对很多新的基本问题。

过去25年里还发生了什么显而易见的事情？全球利益架构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力量的对比也是：美国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壮大忧心忡忡，但欧洲更在意俄罗斯试图维护对前苏联各卫星国地缘影响力时表现出的强硬态度；与冷战时被两大阵营绑架的情况不同，各个中间国家在这些地缘冲突中表现出的态度和立场大相径庭，造成了复杂的站队地图；在不见硝烟的竞技场上，亚洲和拉美新兴国家在全球市场中渐强的竞争力也让欧洲和美国不安，为了保证自身在全球市场的主导地位，美国努力建立包括TPP在内的一套新的谈判制度和组织方式，以对付中国的挑战，但收效甚微；而在代表未来浪潮的高科技和互联网创新领域，中国活跃的市场也远远超过了欧洲。

今年5月，一位研究国际关系的中国学者对我说：今日世界仍处在一个过渡阶段，它带着过去（也就是冷战）的许多特征，但是却在向新的阶段发展。毫无疑问，今日有形无形的竞争依然带有冷战意识形态的痕迹，但是各方都会避免过度夸大冷战思维，避免伤害自身在全球市场中的利益。在被全球自由市场和民主选举定义的“善”胜利了25周年之后，昔日的东部阵营也学会了使用和重塑“民主”这个词的含义，迅速学习了把握了互联网时代的话语方式，深度融入了全球市场，在其中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西方必须再次从经济和社会形态上证明它的优越性，否则它所秉持的政治理念也会受到质疑，华尔街丑闻和欧元危机都加剧了这些国家内部对自身的质疑——这些质疑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我会听到欧洲官员私下表示想学习中国互联网治理经验的浓厚兴趣。

今日和平世界中长大的年轻人所持的世界观，与冷战时二元论的世界观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善”与“恶”的定义在世界的每个角落相互竞争，产生了无数平行的价值体系。回顾历史，仿佛价值体系也会有自己的时尚一样，当人们厌倦了一套体系，就急着建立另一套，奢望借此摆脱当下的困境，尽管这一再被证明是极其危险的。无论在什么社会里，人都有探求自我认知的无限冲动，这个冲动也经常突破外部定义的“善”与“恶”的边界。

那么，柏林墙的倒塌对今日的世界还有什么意义？难道我们从中仅仅学到了“It’stheeconomy,stupid”？当然不全是。毕竟，大多数冷战时期的东部阵营国家都学会了回避愚蠢的社会试验，学会了部分地回应国民的需求；相对于冷战时期，昔日东部阵营国家里人们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虽然他们还在努力适应这种自由；全球大国政府都在（虽然是及其缓慢地）逐步意识到环境问题的紧迫性；回到冷战式全封闭社会的可能性已经大大减小；信息还能够全球流动，即便它依然受到管制；竞争可能偶尔恶化为对立，但毕竟与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有所区别。

当然，对于我们共同面对的危机，这些还远远不够。或许问题不在于这一次谁会赢，而在于我们这一代人是否能够建立一个新的体系，约束肆意妄为的资本，摆脱不计环境代价的传统生产，将人从现代社会的奴役中再次拯救。

（完）

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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