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波/文

王湔传说中的小车间仍然在。他一退休，古机械研究室就摘了牌子，两间小屋没了名分，若非他继续在其中搞出动静，这里可能重新沦为放水泥的地方——这幢教学楼的地下室其他的空间全都用来存放水泥，新疆工学院年并入新疆大学后，到处都在建设，施工旺季时，工人们必须戴着防毒面具进出。

所以人们很少注意进出地下室的人的面孔，何况王湔没有学生，进这个多民族学校二十多年以来，他没有教过课，学校里没什么人认识他，只有系里给他安排过一个车床工当过一阵助手。

实力雄厚的台湾成功大学古代机械研究中心想象王湔教授手下有一个对等的班子——从融资部门、研发小组、签有长期合同的模具厂、到秘书小姐一应俱全。

但成功大学日渐发现，对方只有一个人——他们打交道的这个“研究室”仿佛一个苦于无法自我实现的大脑，在远程博弈中，对方显得孤独、吃力又缓慢，生产周期长，产品却嫌粗糙，花了奢侈的时间，东西却仍然像块璞玉。

“对方的连杆思想是一流的”，但做工却仿佛还处在石器时代。

王湔也承认自己小时候反应慢，走路也走不快，“呆鹅一样”，吃饭也吃不快，挑担子也走不快，结果他发现挑担过程中的缓慢和停顿更费劲。

小时候他也尤为不擅长简便运算，虽然他总能用最繁复的方法将题目解出来，“可是需要时间”，加上他一辈子都在同低劣的车工与木工打交道，他的思想又复杂，加工起来如若不精确，故障点就会特别多——这更让一切看起来事倍功半。

然而成功大学等不得，他们向王湔买了一辆鲁班木车马，并以此为基础，迅速生成了四种改良型。

对比来看，王湔的木车马尽量用连杆，与他小时候的解题思路一致，成功大学只是尽量简化它，减少故障点，但台湾工程师也承认:简化的代价是行动敏感度的降低，王湔的木车马的连杆结构运动链有16个，运动最丰富，虽发明者几乎如古代的巧匠，不立文字，但细节处充满了长期实践得来的经验——

单纯的连杆技术，竟然能实现如此细腻的步态，木马在一连串的连杆程序中甚至有可能表达马蹄片刻的迟疑和对路面的试探，几乎可以模仿马术比赛中的盛装舞步。

当媒体写，“王教授指导他的学生们如何完善他们的研究”，真相很可能只是王湔在向那名车工助手吩咐工作要领、派粗活，有时候是为返工而发生争吵。性格有些弱的王湔，渐渐不太能镇住他的助手。

车工助手粗糙的手艺压抑了成品内在的精妙，同时影响了连杆的精度，造成次品，有时候会在表演时卡壳。这一切加上他公开场合下那种孤僻的苍白表情，简直是“社交自杀”。

但除这位车工，王湔平时也没啥可谈论工作的人，这个车工本来只知道做他份内的工作，后来越来越明白大局，但车工并未求上进，他喜欢出名，最终只是变得比教授更会交际，在公开场合，喧宾夺主，比教授更像主角。

其实，王湔理想中的助手更接近于一个聪明、技术可靠、忠厚的农村木工形象。那是他最急于找到的搭档，他甚至发誓如果找到了这样一个人，他们可以平分荣誉。可农村的木工巧匠们都很独立，都在分头搞自己的发明。

妻子也是学机械的，但她仅仅是从内行角度，更迅速地厌倦了丈夫在古机械方面的缓慢探索——“从没有真正成功过”。两个儿子也没有对父亲的事业发生兴趣。他在乌市几乎没什么朋友。有一个很讨厌的女邻居，很风流，睡过许多男人，王湔有时忍不住和她骂街，但是总是文绉绉的，骂到最后，就好像自己是理亏的，占过那女人便宜似的。

一个不太生活化的人，身上也就看不出什么地域色彩，不乡土，不世故，看不出他生活的城市与他有什么关系，让我老远来乌鲁木齐没有感受到任何异样的风俗，以及所谓文化差异，多少有些失望。除了摆脱不掉的绍兴口音，他可以在任何城市、任何地方搞他的事业——我可以写王湔在西北沙漠、在西南山区、在东北的老林里、在中原的土屋中，在雪山，在塔里木干枯的河床里，在大学知识分子中，在农民中，在上海的亭子间里，在倒闭的机床厂里搞他的古机械项目，他不会有什么不同。他走在路上，只要脚不踩空，他就会无视这些画着斑马线的街道，但他在实验室里，研究的又恰好是道路，他制造的木牛流马最适应两种道路:《三国演义》中的蜀道，以及他小时候在家乡绍兴走过的泥泞山路。

年，当李约瑟在兰州看到夏世安博士的铸造厂，“这里制造的车床、钻床、刨床、离心水泵和织布机等，销售到包括新疆在内的西北”。站在夏博士的铸造厂里，李约瑟感觉“如站在浩瀚的大海边，因为从兰州向西直到苏联的两千多英里之间，完全没有同类型的工厂。”

我在王湔的车间周围看到了同样的“瀚海无垠”，方圆几千里没有人在做同样的事、怀有同样的梦想。城市完全是海市蜃楼。

这天下午，校园里的美洲白蜡、松树、榆树像水彩画一样不真实，世界就是一团明亮的树阴。新疆的白天特别长，下午持续到晚上10点，但没有人围观，民族学校，隔阂的隔阂，我也开始学习他无视周围的环境。王湔在教学楼前面的水泥地上演练一头小木马，“这只是个雏形，并不是成熟的产品，我手头的存货几乎没有了……”——他不善于收藏自己的作品，尽管他最终可能会留给自己一套“诺亚方舟”式的备份——也许是觉得外壳太次，他索性将那小木马的外壳卸掉，现在完全只是一个马的骷髅，马的机械——现在让我一览无遗。我小时侯也幻想过的木牛流马——我如我幼年的儿子在玩具店看到与他不同类的小木马一样感到新鲜。

花了半分钟，我以为看透了它，那些机械却仍然充满了秘密，王湔神秘地说，“我可以在任何地方设置机关，不一定是舌头，拆开来都找不到……”——连杆机构和齿轮相比的妙处也许在于，你完全想象不出它运动起来所产生的圆弧造就的奇特轨迹——王湔小时侯用圆规画出可见的圆，现在研究隐藏在连杆里的圆。

树阴下，马的筋骨，马的幽灵在行走，它需要人的推力来前进，人走六步，马走四步。马步与牛步不一样:牛行走时，三条腿着地，一条腿腾空迈步;马显得更急切些，两腿着地支撑，两条腿腾空迈步，成对角线关系，“流马是改进过的木牛”——王教授演练时，人与马就完全合为一体。

他的家离学校非常远，由于我走之前没有告诉他确切的行程，他看起来在学校里等了我好几天，也许就像那样矗立在教学楼前这片水泥地上，像森林中一个年老的半人马在那里站着等了我好几天，我感到羞愧。

这也可能是年以后王湔不再接触媒体的原因之一——他似乎在社交方面彻底地丧失了信心，也没有可以信任的人能够当助手，或者为他代言，他最近听说深圳那边在大力支持“非共识项目”，这是个“好消息”，但他和外界的沟通越来越困难，即使是一个小小的调动手续也让他觉得是莫大的障碍。这个面色苍白，瘦弱，说话尖刻的老人，完全不会寒暄，也不容易被讨好，当你附和他的观点，总是立刻遭到他的驳斥:“不，也不能说得那么绝对……”——真理应该是复杂的东西，不是一句高明精练的妙语，他最大的敌人似乎是“绝对”与“武断”。

王湔一生苦于不能有充分的机会把话说完，连年的那期《实话实说》也没有给他充分的时间——尽管“小崔是个厚道人”，但小崔没有让他把话说完，当王湔准备为自己辩护——辩护他的古机械项目并非伪科学，当时他有点急，想发作。

小崔赶紧说:“打住打住，想不到知识分子争起来也挺……”

王湔也就没继续说下去，他本要引发类似C·P·斯诺“两种文化”的话题——中国历代的书多由文科知识分子解读，只读出权谋伦理，读不出科学。近现代科技史学者也多是文科生，基本从古文文本切析出发，对科学品头论足。

王湔相信在失传的古代机械发明之中，木牛流马只因依附《三国演义》这样的文人作品才让人记挂，古代文人只留下一个名字，却让后人迷惘。“与它相当、却没有文人根基的发明多如牛毛，更加不为人知。”

犹如婴儿胚胎在发育过程中迅速重演动物进化过程中的各个阶段，一个内行而沉着的现代工程师，也许可以用他的一生，徐徐体验从最原始机械，到简单的连杆机构，继而向复杂的连杆机构发展的机械史历程——王湔假想:如果给一个人无限的时间，随着他对机械的理解力的不断提高，他将陆续重新发明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奇器。

对探索木牛流马奥秘的人，科学界仍时刻准备去否定——王湔发现，在正式的学术场合展示他的木牛流马，越来越如噩梦一般。有一阵子，木牛流马几乎成了“永动机迷信”的代称。各种门卫将他扫地出门。

说到这里，王湔想到司马南这个人，他虽未和他谋面，但直觉此人心智清明，又在“科学打假”方面颇为权威，是“否定界”难得的明白人，如能得到他的一丝认同，将是很有力的一步棋。“只是他已经改行做了主持人，不像前几年那么有影响”——王湔怀疑:是不是鉴别伪科学的事业本身已不再重要——“我们是否已被有关木牛流马的争论浪费了太多时间?其实没什么可争的，就是多一种可能性啊……”——我们本该有更多的时间来创造各种可能性。制造木牛流马的名声多少“套住了他”，据说他头脑中至少还有种东西要去探索。

否定的力量依然强大。科学界倾向于将所有神秘的事物都归于一个朴实到毫无光彩的内幕，长白山天池的怪兽，被解释为水面的蛾子、游泳的水獭以及朝鲜小军舰合成的幻觉;而各地的UFO研究会，在飞碟探索方面毫无进展，只培养了一批热衷辨别录像带真伪的人，作为一个权力组织，它必然让幻想、猜测的劲头遭遇挫折。

中国科学史界目前基本确认范文澜、刘仙洲关于“木牛流马是独轮车”的写实主义的定论，你要么真的造一个永动机出来让他们完全傻眼，要么就将一个独轮车改造成牛马的样子陈列在博物馆，告诉大家不过尔尔，显示古人对自己平庸的发明多么大惊小怪。

李约瑟博士曾引用中国8世纪的道家著作《关尹子》的话来形容中国知识分子述而不作的传统:“只有那些得道的人，才能完成这些创造，但更为稳妥的是，虽然有创造的能力，却不付诸实践。”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主流，逐渐完全依靠头脑和书面去保存对各种技术的记忆，只讲寓言故事，写伦理文章，研究经史诗，对理科知识仅仅从外部进行有关实用价值的评论——评论语言是对事实最不可靠的记忆，而且最容易立刻走向否定——却认为自己是用语言抓住了物性。

但这种书面或者口头积累的科研方式，犹如一个人企图继续梦到他人的梦一样希望渺茫，到最后，它完全没有实在的根基，无法积累，正如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所说，“纯粹想象的结果只能是一个类型化的理想物体——即使它再具体”。它并不真实，也缺乏细节。《庄子·天道》中有一个故事，当齐桓公看圣贤书，轮扁斫轮于堂下，轮扁说:“大王读的书里，没有真正的斫轮的技巧传授下来，书里写的，都是废话。而我之所以70岁了，还在干这行，就是想让它晚一点失传。”

他的意思其实是:巧匠精确的内心讲究，怎么可能用文科语言描述，怎么可能被书记录——而面对这些不专业的历史记录，后来的工程师也无从下手。

尽管王湔怀疑李约瑟的判断是对《关尹子》的误读，因为原文是“能克己，乃能成己；能胜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意义太含糊了”但他也观察到:中国科技史研究者对古代机械的态度的确有问题:仅仅满足于知其原理，就不再去实践，不再去“真的将这件东西做出来”。

“外部因素影响了中国人发明的传统。”王湔最近在写一本书，试图探索木牛流马是如何失传的，我猜想，那会不会是一本类似《达芬奇密码》那样开头的书，一个秘密的形而上学或者科学俱乐部，如何在15世纪晚期因为一次意外的灭门断了它的传统。他最近在读一本名叫《锁侠》的小说，主人公既精通锁的奥秘，又是一个侠盗——“他太有激情了。”

“现在他们只研究原理，不是真正想实践，知道是怎么回事情就够了，而我想把它做出来，造出来。我总有冲动要去实践。我想到了什么，心里有了图景，就要立刻去实现它。”他说，“我从小就喜欢动手。我还记得我小学时第一次掌握了圆规的用法，当我会画圆了，我就觉得我从此可以造出一切。”

但他造出一种东西，却不怎么会把它说得天花乱坠。在博览会展示他的木牛流马是另一场噩梦。

“能自己走吗?”这总是人们的第一个问题。

“装了电池就可以。”但王湔最讨厌谈论电池了，电池给人生活中有无限的动力的假象。

“啥破玩意啊，不是永动机吗?”

“不是。”他已有几千次向人解释，祖冲之追忆木牛流马时所说的“不劳人力”，不是说不用人力，而是说不费劲。不过，即使是永动机也没什么——即使是研究永动机，也至少是在研究如何节能——这个本身需要宽容的人，当他老了，他自己仿佛对世上的“胡思乱想”显得更加宽容。

“那么能跳吗?”

“不能。”

“能骑吗?”

“小孩行。”

“加个大人呢……一家三口呢。”

他的发明的性能是有限的，而且尚未完成，这更让他有口难辩，但为了推广产品，他仍然需要时不时地将不成熟的产品拿出来示人——这也是学术界最喜欢拿来说事的方面:他的牛马仍然没有解决负重的问题。

“我已经在头脑里感觉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但还需要实践，需要经费来搞实验。”但他现在完全没有钱，他从年开始，研究古机械，貌似连续的过程，其实充满了中断，大量的时间因为经费问题而陷入停顿。缺钱时他唯一能做的只有思考。

另一种他不喜欢的处境是他在街头，他的确讨厌带这些木家伙旅行，别人用论文、PowerPoint幻灯片、缩微胶片的方式来携带自己的成果，他则走到哪里，将他的牛和马扛到哪里。他抱着它们乘公共汽车，不愿轻易地将它们放下来推动行走，他不喜欢被围观。

只有少数美好的瞬间:有一次在汉中勉县的武侯祠搞演示的时候，一头前来看热闹的水牛，被木牛流马吓得后退五步——王湔相信，真水牛显然不是因为木牛粗糙的外型而产生“情敌一般”的畏惧，而是迷惑于它细腻的步态。牛不是从表象，而是从本质上接受了他的发明，这让他欣慰。

某一年，在天津，他扛着他的牛马无意中闯入一个波兰机械学教授的课堂，波兰人立刻为这头木制怪兽所吸引，中断讲课，与王湔在阳台谈了很久，从波兰人口中，王湔得知在欧洲，有个神秘的小国，国中有个木头小镇，东西全都是木头做的，镇长发明了一切，每天骑着一头类似的木头马在小镇招摇过市，和《搜神记》里的葛由一样。

“列支敦士登?”

“不，我查了好多种欧洲地图，没找到那个地方，后来这名字我干脆忘了。”

他也很少写论文，所以实际上仍然只是个副教授，因为他不写则已，要写就充满感情，他把所有的文章都写成自传——他在论文里写他的迷惘、不得志、他的抱怨，甚至自我否定的反思都在其中，完全无法适应职称论文自我辩护、自夸的需要。

只是现在年纪大了，他觉得自己毕竟不能像假设的那个用无限的个体生命去重演中国古机械史的人，所以，当他真的老了，他重新被迫地“述而不作”，他现在必须要写点东西，写自传。他必须对自己毕生的工作说出个所以然。我问他如果将来让他当老师，开门课，他会讲什么，他说他要开一门名叫“创造发明学”的课。“我年轻时没有育人之心。只顾自己那些发明，现在有了。”如此他倒也庆幸自己始终还有这么个教授的待遇，到老要真的用上一用吧。

“你肯定自己复原了古代的木牛流马?”一直以来的争论焦点正在于此:对考古意义上的确凿和唯一性的追求，多少有点让人觉得窒息。

“当然不能。那只是一种可能。肯定只是一种可能。我承认也有可能就是独轮车。但我永远为了更奇妙的那种可能性而工作。”

在重述了几段关键的历史文献之后，他补充说:“目前的文献不足以让人下任何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陈寿作为一个文人，竟然也专门提到木牛流马，这至少证明，它的确有特别奇特的地方。”他一辈子都在寻找这个“奇”。

机械发明史上，轮子的发展是显学，和飞机一样，是适应自然的发明，而另一脉，是仿生学，仿造人和动物，延伸它们的肢体。轮子当道之后，木牛流马代表的仿生学传统几乎就成了一种未曾发生的历史。

年，临死的俄罗斯“结构主义”之父符拉基米尔·塔特林仍执着于一个梦想:造一个“塔特林飞鸟机”，让人像天使一样飞翔。那听起来是一种像泳衣那样穿在身上的滑翔器——一副教你体验鸟的生活的假肢，而不是莱特兄弟的飞行机器。塔特林固执地认为，“乘飞机的人并不是在飞行，他们只是坐在飞机里。”——塔特林一生都被两个未完成的梦想所困扰:一个是将图纸上的乌托邦——“第三共产国际”纪念碑建成;另一个就是为人添上翅膀。

木牛流马则发展了牛马的肢体——“动物行走的方式比滚动有着更灵巧的潜力，通过连杆机构的高度发展，显示了仿生学的发展方向，如果现代的美国人，将他们研究微电子的精力分10%给机械学，世界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我惊奇地发现，人类在许多方面的尝试，都已经停止了。

在王湔车间里的制图桌上，摆着各种关于机器人定义的资料卡片，包括利尔亚当、阿西莫夫、卡雷尔·卡佩克、森政弘与合田周平的定义，无非是在平衡机械与电子设备的比重——王湔自己对机器人的看法，由于机械功能占的比重过大而被否定，“大家现在都在搞电脑。”

“可如果我们更充分地发展机械本身的潜力，机器人的效率会提高很多倍。也能节约大量成本”——这与动物的机能一样，机械相当于肌肉，如果肌肉能够自己处理复杂的行为，心脏的负荷就会小很多。

在等待木牛流马经费的同时，他目前最大的兴趣已转移到机器人理论——对他，这也许是完全可以不需要钱来推动的研究:仅仅是思考，制图，计算。

他在凌乱的工作室里保持着计算的姿态。桌上有六把圆规，二十多年的信件都堆积在文件袋里，这其中有多少友谊的背叛、抛弃和机构组织冷酷的拒绝。柜子顶上摆着一排类似乐器埙的东西，正是孔子参观鲁庙时见过的“欹器”，这个类似沙漏的东西，灌的是水——中国最早的道德教具之一，它摆在庙堂里，并无实际用途，只是一种政治学的机械模型，置于座右警戒君主——灌水，空了就倾斜，不空不满就端正，满了就猛然翻倒。从周朝到汉朝，它始终被放置在君主的身边。汉末丧乱时，这个东西和它的传统一起失落。晋武帝时，杜预试图恢复它的形状，献给政治头脑不发达的皇帝，但因这玩意描述的是没了根基的政治道德，没有被皇帝收下。于是流传的过程掉了链子，加上没有科学记载，即使后世又重新有了政治头脑，这东西再也无法复原……

这里许多家什都可能是一个因经费问题搁浅的发明。比如，洗脸盆就是由地动仪改造的，它几乎能让人在洗脸的时候感觉到大地的波动——此刻大地如此结实，安静，尤其是地下室里，人更接近大地，一切都不再是海市蜃楼。他感到安全、自在，“只要进了这个工作室，关上门，闻不到水泥，我就放松了。”

退休以后，他继续在这里思考，有时候需要动用车床，这两间屋子，一间像一个盛放思想的柔软的子宫，另一间则十分锋利，充满了各种锉刀、锯子，中央是一个车床，但他现在没有了那个车工助手。我还发现，他左手无名指断了半截，另外半截看起来没有及时找到、接上——但这里多年没有打扫过，我怀疑它还在脚下这些稿纸中，他看我偷偷摸摸地在车床周围搜索，就问找什么——

我看了看他那根断指。那里显然已经长不出新的指头来了。

“找它?……不在这里，在第一农机厂，70年代的事故，出事的时候我刚刚参加工作”——也正是因为这个残疾，系里才破例给他配了那个车床工，不是因为木牛流马，“手指，还有我那时候的很多小发明，当时丢了就丢了，不在乎，那时候精力真旺……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当时真是年轻啊……”

来源：《现实即弯路》

书名：现实即弯路作者:邹波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年:年9月页数:页定价:29.80元

现实即弯路,是一个虚幻的人迂回的现实感建立的过程。年轻人，被一些浮华的动机刺激，旅行，然后，如今，感觉到现实的切肤之痛，旅行开始发生变化。

文章按心理变化编排，本身又像一个小说。作者从对中国各地模糊的认识和感情出发，然后渐渐清楚自己感情的根源，祛魅，重生出更真实更深邃的新情感。旅行，生活，共鸣，成长。从“空中的梦想家”经过“大地上的事情”找回“真实的自我”。

邹波，武汉人，年生。-年为《经济观察报》设计总监、专栏作家。其间完成文学评论集《书与画像：一部个人化的阅读史》。-年就职于《生活》杂志：历任高级记者、采访部主任，期间完成《19次国内旅行》（即《现实即弯路》）。现任《锦绣：国家商业地理文化》杂志主笔、创意总监。力求以文学及社会学的视角深入体察中国的现实生活。